第六章 民国二十五年（1936）（1 / 12）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举国震惊，忧心如焚。一百五十九家报馆联合发出《全国报界对时局宣言》。胡适立刻致电张学良：“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苦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赎于国人。”12月20日，《大公报》发表胡适的《张学良的叛国》一文，痛斥张“背叛国家”，“破坏统一”，“毁坏国家民族力量”。同时，胡适还攻击共产党，他认为西安事变背后肯定有共产党插手，他断言“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胡适逐渐成为国民党的“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1月致翁文灏等人信）。

沈从文出版散文集《湘行散记》和《从文小说习作选》及小说集《新与旧》。萧乾出版短篇集《篱下集》《栗子》，散文集《小树叶》《落日》。朱自清出版杂文集《你我》。冰心发表小说《西风》。林徽因发表诗《深笑》《风筝》《静院》《空想·外四章》等，编辑出版《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

“为国家做一个诤臣”——胡适抵御日本、保卫国家的思路

九一八事变，标志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加快罪恶的灭亡中国的步伐，中国的民族危机进入严重关头。每个中国人都得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可悲的是，就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地进行政治军事挑衅，国家危亡、命悬一线的时刻，中国当局竟然惊慌失措，拿不出成熟的政治决策，而将中华民族的命运押在国联仲裁上。

身处华北平津最危急中心，一群曾拉开新文化运动大幕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不得不将他们的理性、智慧和爱国的精神，放在民族危亡中的外交、政治、军事的应对策略上。民族危亡的惊天大事，成了胡适为核心的爱国知识分子最为关心、最先思考的重大问题。一群书生，他们的应对策略，或真的是“书生之见”，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他们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光芒万丈。

民国清流.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华北危机迫在眉睫，全国纷纷要求团结御侮的同时，新闻界、文化界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西安事变发生，举国震惊。

华北危机迫在眉睫，全国纷纷要求团结御侮的同时，新闻界、文化界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

1936年新年伊始，平津新闻学会召开成立大会。强烈呼吁政府开放“言禁”。纽约《太阳报》、伦敦《每日先锋报》驻京记者，后来成了名人的斯诺，积极支持平津新闻学会提出的废止新闻检查制度的主张。不久，《世界日报》对此做了报道，全世界都关注中国新闻界争言论自由的斗争。

1月7日，周作人写信给胡适，“规箴良言”：“鄙意对于国事、社会、学生诸方面，我们现在可以不谈或少管，此即弟两三年前劝兄勿办《独立评论》的意思。”胡适于9日复周作人的长信表示，自己一贯的人生哲学、欲罢不能的责任意识，是不会改变的。“老兄定笑我痴迷不悟吧”，予以婉拒。

1932年8月25日，日本内阁外相内田在第六十三届议会上做了日本决定从速承认伪满洲国并加以政治军事援助的演讲。过了五天，胡适于8月29日夜写出《内田对世界的挑战》一文，发表在《独立评论》第十六号上。文章指出：

内田的演说虽然也有采取强辩的形式的地方，然而大体上可说是赤裸裸的正式宣示日本的强暴政策，毫不客气地向世界的舆论挑战，抹煞一切国际条约的束缚……他并不依靠什么理论做强辩的根据，他的唯一根据是武力的强横……半年的国际调查，在日本人眼里，不过是添了一大堆废纸中国人民与政府对国联的期待，照现在的情形来看，是难免绝大的失望的。所以我们到了这个时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国联的藤牌来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国是否能长久容忍日本的挑战态度，是否还有联合起来共同制裁一个害群之马的决心，——那都不是我们所应该得到特别重视的。我们不能依靠他人，只可依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无论国际政治如何变化，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同情与援助的。

通观胡适此文，可看出胡适对日本亡我中国的狼子野心，是有清醒认识的。对国际调查，既寄希望又不存幻想。他在抵御外侮、保卫国家的思路上，提倡“依靠自己”，下决心做一个切实可行的“自救计划”，“长期拼命”地自强。胡适的这种见识，即便现在看来，也是救国良策。

二十天后，日本公然再次挑衅中国，挑战国际社会，高调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代表武藤与伪满洲国代表郑孝胥在长春签订“日满议定书”。就在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议，向参加“九国公约”的十二国发出照会，敦请对此违反国际法的罪行，采取有效对付方法，以示公理后不久，胡适于9月19日，又写了一篇时评《究竟哪一个条约是废纸》，再次强调世界公论“道德的裁判”的道义力量，并幻想“日满议定书”必定会成为“一张废纸”。胡适对国联调查团，曾寄予些许希望，他自己相信国际公论会给中国一个满意的答复。此文发表的第二天，胡适再写《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再次指出“日本的侵略主义者能不能接受国际调处的原则”，乃是“真正根本的问题”。1932年至1933年10月间，胡适又写《国联新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等文章，对国联寄予希望。当然，胡适也逐渐看出国联这只“纸老虎”的虚弱和不作为的本质。

1月11日，上海的顾执中、萨空了、包天笑等报界名流七十一名，联名在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发表《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与平津形成掎角之势，向国民党当局施压。七八月间，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四人联名，在《生活日报》等报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信，争言论、出版自由。

3月18日，北平《晨报》为抗议北平政府武装接管，刘尊棋等十六名编辑、记者全体辞职，表现新闻界对反动压迫的抗争。

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其主要负责人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率各界群众，走上街头，示威游行。

10月1日，巴金、茅盾、冰心、鲁迅、林语堂、周瘦鹃、包天笑等二十一位作家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要求当局“即刻开放人民的言论自由，凡足以阻碍人民言论自由之法规”，应“立即概予废止”。

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租界病逝。上海民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祭奠活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训令”，肯定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的贡献，对他转变为左翼作家，表示惋惜。并“绝对禁止”刊载“无谓捧场文章，利用死者大肆煽惑”。